前言

在保理合同的成立认定中，应收账款的真实、特定、可识别性以及保理人是否尽到审慎义务至关重要。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是保障保理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石，只有真实存在的应收账款，才能为保理业务提供合法有效的基础。若应收账款虚构，保理合同的本质可能会被质疑，甚至被认定为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合同。保理人的审慎义务体现在对基础交易和应收账款真实性的审查上。保理人有责任全面、细致地审核相关材料，包括基础交易合同、发票、验收单等，以合理判断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和应收账款的可靠性。只有在保理人尽到审慎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增强交易的安全性，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助于保障保理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本文作者将从保理行业新规政策解读、保理法律实务合规，以及保理的裁判规则进行实践指导。

一、2019年10月《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简称“205号文”）政策解读

205号文件共包括六个领域，要求规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监督管理，压实监管责任，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商业保理行业健康发展。205号文定义“商业保理”业务为：供应商将其基于真实交易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保理企业，由商业保理企业向其提供的以下服务保理融资、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非商业性坏账担保。

205号文件提出对商业保理企业的监督管理要求：最高10倍杠杆。具体为：

·商业保理受让同一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50%；

·受让以其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40%；

·将逾期90天未收回或未实现的保理融资款纳入不良资产管理；

·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融资保理业务期末余额的1%；

·风险资产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

对于“失联”和“空壳”等经营异常的商业保理企业，整改验收合格的，可纳入监管名单。对于买卖商业保理公司股权行为，各金融监管局要严格审核监管名单内商业保理企业股权变更申请，对新股东的背景实力、入股动机、入股资金来源等加强审查，严禁新股东以债务资金或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商业保理企业。

不得从事催收、讨债

商业保理企业应主要经营商业保理业务、同时还可经营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205号文件对商业保理企业作出限制性规定，不得有以下行为或经营以下业务：

·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

·与其他商业保理企业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

·发放贷款或受托发放贷款；

·专门从事或受托开展与商业保理无关的催收业务、讨债业务；

·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

·国家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

在融资渠道上，商业保理企业可以向银保监会监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也可以通过股东借款、发行债券、再保理等渠道融资。融资来源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业务方向上，商业保理企业应积极转变业惠及更多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方向、主业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助力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监管要求：10倍杠杆

对于负责监管商业保理的地方金融监管管理局（简称金融监管局），205号文提出明确要求。具体为：金融监管局要重点分析商业保理企业的财务状况、业务开展情况及经营风险，评价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措施有效性，关注风险的外溢和交叉传染。要全面持续收集商业保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风险信息，清晰连续地了解和掌握企业基本状况，要求其定期报送报表资料，包括财务会计、统计报表、经营管理资料及其他资料。金融监管局要结合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问题和风险监管要求，加大现场检查的力度，提升现场检查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检查的质量和效率。205号文要求，现场检查可采取询问商业保理企业工作人员、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系统数据等方式，并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实施。

对于可能的风险，205号文要求，商业保理企业应在下列事项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向金融监管局报告：单笔金额超过净资产5%的重大关联交易；单笔金融超过净资产10%的重大债务；单笔金额超过净资产20%的或有负债；超过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或赔偿责任；重大待决诉讼、仲裁。各金融监管局可根据风险监管需要，采取窗口指导、提高信息报送频率、督促开展自查、做出风险提示和通报、进行监管约谈、开展现场检查等常规性监管措施。

稳妥推进分类处置

各金融监管局要求通过信息交叉比对、实地走访、接受信访投诉等方式，继续核查辖内商业保理企业的数量和风险底数，按照经营风险，违法违规情形划分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等三类。

其中，正常经营类是指依法合规经营的企业。各金融监管局要对正常经管类商业保理企业按注册地审核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名单、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和简历、经审计的近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规定的其他资料。对于接受并配合监管、在注册地有经营场所且登录“商业保理信息管理系统”或金融监管局指定信息系统完整填报信息的企业，各金融监管局要在报银保监会审核后分批分次进行公示，纳入监管名单。

非正常经营类主要是指“失联”和“空壳”等经营异常的企业。其中，“失联”企业是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无法取得联系；在企业登记住所实施排查无法找到；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工作人员，但其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连续3个月未按监管要求报送月报。“空壳”企业是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上一年度市场监管部门年度报告显示无经营；近6个月监管月报显示无经营；近6个月无纳税记录或“零申报”；近6个月无社保缴纳记录。

各金融监管要督促非正常经营类和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整改。非正常经营类企业整改验收合格的，可纳入监管名单；拒绝整改或整改验收不合格的，各金融监管局要协调市场监管部门将其纳入异常经营名录，劝导其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和业务范围、自愿注销或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另外，违法违规经营类是指经营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205号文规定的企业。违法违规情节较轻且整改验收合格的，可纳入监管名单；整改验收不合格或违法违规情节严重的，各金融监管局要依法处罚或取缔，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严把市场准入关

205号文要求，在商业保理企业市场准入管理办法出台前，各金融监管局要协调市场监管部门严控商业保理企业登记注册。确有必要新设的，要与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会商机制。严格控制商业保理企业变更注册地址，禁止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变更注册地址。各金融监管局要严格审核监管名单内商业保理企业股权变更申请，对新股东的务模式，逐步提高正向保理业务比重。

背景实力、入股动机、入股资金来源等加强审查，严禁新股东以债务资金或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商业保理企业。

在对商业保理的监管责任上，205号文指出，银保监会负责制定商业保理企业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内商业保理企业实施监督管理。各金融监管局具体负责统一归口管理。除新设审批和行政处罚外，各金融监管局可授权省级以下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其他监管工作。建立专职监管员制度、专职监管员的人数、能力要与被监管对象数量相匹配。

各金融监管局要推动成立商业保理清理规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区、市）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办公室设在金融监管局，成员单位包括市场监管、公安、人民银行、银保监、税务等部门。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工作指导，确保完成存量商业保理企业清理规范工作，并向银保监会报告。

商业保理企业住所地金融监管局要牵头负责跨区域经营商业保理企业的监管，加强与分支机构所在地金融监管局的协调配合，定期共享跨区域经营的商业保理企业分支机构名单和经营信息，避免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优化营商环境

205号文提出了对商业保理的支持政策。各金融监管局要推动出台风险补偿、奖励、贴息等政策，引导商业保理企业更好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自有贸易试验区内的商业保理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享受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商业保理企业和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银行保险机构与监管名单内商业保理企业进行合作，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提供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商业保理企业提供境外合作渠道支持，助力商业保理企业拓展国际业务。支持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研究探索与商业保理企业加强业务合作，提供保险保障业务，增强商业保险企业风险抵御能力。

各金融监管局要加强对商业保理行业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入总结行业发展经验，综合研判本地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在问题，持续引导商业保理行业高质量发挥作用，加大对商业保理行业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提升社会认知度；引导企业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依法合规经营；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合规意识、内控和风险管理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2025年12月《关于开展商业保理公司专项排查的通知》（业内称为“保理二十二条”）条文解读

基于“205号文”及近年监管实践，“保理二十二条”从资产端（业务经营）、资金端（融资管理）和服务端（权益保护）三个核心维度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三角坐标系”式监管框架，对商业保理公司进行全面审视与规范。

（一）资产端: 守住“保理还是放贷”的定性边界

资产端共12条条文（第1-12条），覆盖应收账款真实性、业务范围、关联交易、不良资产处置、暗保理、预付类账款、合作机构合规、非法金融活动等关键领域。

1.应收账款真实性（第1条）

红线内容：不得基于虚假交易、虚构业务，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寄售合同等形成的应收账款，以及权属不清、逾期（交易双方对账期重新确认或另有约定的除外）、已结清的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资产转让或与其他机构合作发行金融产品。这直接打击了“名保实贷”和财务造假行为。

监管意图：重申应收账款回款必须是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否则极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关系。直击“以新还旧”“融资性贸易”的循环融资套利模式，杜绝虚构流水的“过单”业务。

2.禁止偏离主业（第3条）

红线内容：不得偏离主业务经营，从事或变相从事与保理业务无关的其他经营活动（如以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赚取手续费作为公司主业，实际成为融资通道等）。

监管意图：保理公司必须以“应收账款保理服务”为唯一核“风险穿透”为标志的强监管新阶段。监管的轮廓日益清晰，执法的频次显著增加，行业正告别过往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迎来回归本源、重塑生态的关键转型期。

监管框架的演变与现状：从“205号文”到“二十二条”精神。

商业保理行业的全国性监管框架 ，其基石仍为原中国银保监会2019年10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205号，简称“205号文”）。近六年间，国家层面并未发布新的，能取代“205号文”的专项监管文件。然而，监管实践并未停滞，而是呈现常态化、精细化、穿透化的演进趋势。

在此背景下，业内广泛并引发自查的“保理二十二条”，其核心内容源于“205号文”中的负面清单与监管指标，并经地方监管实践与窗口指导得以细化和强化。

“保理二十二条”内容高度概括了近年来保理行业的各类风险点与违规业态，其列明的22项要点被明确作为后续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的重中之重。可以预见，这次专项排查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合规体检，更是一次推动行业调整与业务模式优化的契机。

“保理二十二条”核心条文总览：回归本源与划定红线。

核心主业，不得沦为单纯的资金通道、资产通道、证券化通道。

3.禁止票据等有价证券（第4条）

红线内容：不得以银行汇票、商业汇票、本票、支票、公司债券、股票等有价债券为标的开展保理融资；不得对经营主体特别是自然人非经营活动形成的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如消费贷）。

监管意图：保理的底层资产必须是基于货物、服务、工程等真实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属于贸易债权。以有价证券做“保理”，本质是票据贴现、证券买卖、资金拆借，不属于商业保理范畴。同时，此规定从源头上杜绝“泛保理化”“类信贷化”。

4.禁止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第5条）

红线内容：不得通过保理融资形式直接增加或与其他机构合作变相增加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监管意图：这条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是讨论“应收账款是不是成立”，而是讨论这个资产会不会被认为为“新增隐性债务链条的一环”。四个简单的问题可以用来自查：付款人/最终资金来源是否具有财政属性？现金流是否高度依赖财政腾挪？是否存在兜底、回购等“类财政承诺”？项目是否实质上用“应收账款”包装“融资”？四问中只要有一两问回答“是”，那就是红线。

5.未来应收账款（第6条）

红线内容：不得对无实质业务、还款约定不明、缺少付款保障的未来应收账款开展保理融资（如未来应收账款未签订合同或协议，也无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作为支持或保障；未来应收账款合同履行过度依赖特定条件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监管意图：未来应收账款不是不能做，得证明它确定且可控。

6.限制暗保理（第9条）

红线内容：不得基于真实性难以核实、债权转让效力不足、回款管理难度较大的应收账款开展暗保理。

监管意图：“暗保理”这三个字被直接写进自查要点，意味着它从“技巧”变成了“风险标签”。核心问题在于暗保理很难证明“债权对抗有效”，也很难证明“回款被控制”。

7.预付类消费贷（第10条）

红线内容：不得基于预付费账款（如医疗美容、教育培训、旅游健身等消费场景的会员卡储值、会员预付费等），开展名为“保理”实为“消费贷”的保理融资业务。

监管意图：禁止保理公司变相开展个人消费金融业务，从根源上杜绝偏离主业的经营行为。

（二）资金端：融资端的资管化审视

资金端共5条条文（第13-17条）关注严格管理外部融资行为。

1.限制杠杆与融资规模（第13条）

红线内容：不得超过监管规定的杠杆倍数过度融资；不得通过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方式过度放大融资规模。

监管意图：防范保理公司通过外部融资过度放大风险敞口，避免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2.禁止非法集资与划定融资渠道（第14-15条）

红线内容：不得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或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等非法集资活动；不得通过非持牌资产管理机构、私募投资基金等融入资金；不得通过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等发售产品或转让资产。

监管意图：当前牵扯保理公司较多的涉非法集资类金融案件，都是基于某些民营企业在地方金交所发售底层资产为自融的保理产品，因此监管对此十分关注。

3.禁止资金池（第16条）

红线内容：不得通过擅自改变贷款或债券等资金用途、贷款期限错配、滚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或债券等标准化融资产品、资金统一运作、挪用资金等方式设立资金池。

监管意图：保理公司可以做外部融资，但不能做成“类资管平台”。如果融资逻辑已经变成“统一募集—统一运作—统一兑付”，那就不是在做保理，而是在做“资金池生意”。

4.无实际业务资金拆借（第17条）

红线内容：不得与其他商业保理公司以及其他行业地方金融组织进行无实际业务背景的资金拆借或变相拆借（如基于虚假应收账款开展再保理，与小额贷款公司相互借款等）。

监管意图：基于真实、合法合规的应收账款开展的再保理业务并未违规，但无实际业务背景的资金空转则被明确禁止。

（三）服务端：中小企业权益的全面保护

1.服务端共5条条文（第18-22条），突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

红线内容：明确禁止保理公司成为核心企业压榨中小供应商的工具。特别强调，保理公司不得向债务人（尤其是核心企业）借款，开展保理业务（股东自有资金借款除外，但不得用于为股东产生的应收账款提供保理融资）。

监管意图：保理公司不能成为核心企业压榨中小供应商的工具，不得协助核心企业占有中小企业现金流。

2.账期合规（第19条）

红线内容：不得违反《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账期规定；不得以明显高于合理水平的利率融资，不得通过拉长期限、虚增服务费等方式变相增加综合融资成本。

监管意图：要求保理公司尊重法律规定的中小企业账期保护，不能通过拉长账期变相加重中小企业负担。

3.成本合规（第20条）

红线内容：不得以明显高于合理水平利率融资；不得拉长期限、虚增服务费、先扣利息等变相增加综合融资成本。

监管意图：将融资成本的合理性纳入监管审查范围，禁止任何形式的“名降暗升”和变相加价行为。

4.规范信息保护与催收（第21-22条）

红线内容：不得向客户隐瞒或虚假陈述关键信息；不得非法收集、使用、泄露客户信息；不得开展虚假宣传、合同陷阱、暴力催收等。

监管意图：即使做的是B2B金融服务，只要面向的是弱势的那一端（中小企业、分散主体、信息不对称），监管就会把这放进“权益保护”的框架里来审视。

“保理二十二条”的出台，体现了监管机构对商业保理行业监管正从“原则规范”转向“具体化、清单式”的监管思路。这份文款是否已有在先登记，如有在先登记，应评估风险，或要求债权人解除在先登记后再进行办理。

规范转让通知：如无法办理登记（如暗保理），应确保转让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并取得签收回执。通知内容应明确转让事实、受让人信息、付款账户等。

保留证据：妥善保管登记证明、通知回执、融资凭证等文件，以备权利主张之债。

三、保理法律实务合规

（一）保理人的审查义务与责任分配

从司法实践看，法院普遍认为保理人应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但不宜要求其承担超越能力的实质调查责任。具体而言，保理人应审查以下文件：

基础交易合同：核对合同当事人、标的物、金额、付款条件等；

发票：发票联或抵扣联。通过税务机关发票查验系统验证发票真伪；

货权凭证：如提单、仓单、收货单、验收单等；

债务人确认函：取得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真实性、金额、付款条件及放弃抗辩的书面确认；

债务人对保理合同授权及决策文件（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等）；

担保文件（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及登记证明；

债权人及债务人征信报告、财务报表。

其他辅助文件：如往来函件、对账单、结算单等。

如果保理人完成了上述形式审查，且未发现明显异常，应认定为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保理人仍可依据《民法典》第763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二）从权利的取得

根据《民法典》第547条，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担保该应收账款的抵押权自身的除外。担保该应收账款的抵押权、质权、保证债权等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并转让给保理人，无需另行办理转移登记或征得担保人同意。但实践中，为便于行使权利，建议保理人要求担保人出具同意担保随主债权转移的确认函。

（三）有追索权保理

保理人享有对债权人的追索权。追索权的行使方式包括：要求债权人回购应收账款、返还融资款本息、支付违约金等猛龙技术分析。追索权的触发条件通常为：应收账款到期后债务人未付款、债务人违约等。

（四）优先受偿权（多重保理）

登记在先的保理人享有优先受偿权。这是《民法典》第768条赋予保理人的重要权利。《民法典》768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优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记载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

该条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次之、比例分配”的三层规则：

第一层：登记优先原则。已办理转让登记的保理人优先于未登记的保理人。登记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也是确定权顺位的首要依据。

第二层：登记先后规则。多个保理人均已办理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确定顺位。登记时间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记载的登记时间为准。

第三层：通知先后规则。均未办理登记的，按照转让通州到达债务人的先后顺序确定顺位，由最先到达的转让通知中记载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应采用书面形式，以债务人签收之日为到达时间。

第四层：比例分配规则。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多个保理人按照融资款或服务报酬的比例分配应收账款。这一规则体现了公平原则，但实践中此种情形较为少见，因为保理人通常都会办理登记或通知。

实务操作建议

及时办理登记：保理合同签订后，应立即办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登记不仅是确定权利顺位的依据，也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建议保理人建立“签约即登记”的操作流程，避免因登记滞后导致权利落空。

定期查询登记：在签订保理合同前，应在登记系统中查询拟受让的应收账

《买方应收账款无异议确认函》

《有追索权保理补充追偿协议》

《保理逾期催收告知函》

跨部门沟通机制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商业保理企业监管办法（试行）》：业务、财务、法务、风险防控必须分工制衡、留痕。

档案保存期限标准

参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四、保理涉诉裁判规则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某银行诉某物资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A公司与B公司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制造虚假发货记录。A公司以该虚假应收账款向某银行申请保理融资，银行审查了合同、发票等文件后发放融资款。B公司在银行的应收账款确认函上盖章确认，承诺按时付款。后A公司无力回购，银行起诉B公司要求付款。B公司辩称应收账款虚假，基础交易不存在，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B公司在应收账款确认函上盖章确认，其行为足以使银行合理信赖应收账款真实存在。银行在发放融资前审查了合同、发票等文件，尽到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属于善意保理人。依据《民法典》第763条，B公司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银行，应承担付款责任。

实务启示：本案明确了以下规则：第一，债务人的书面确认函是阻断虚构抗辩的关键证据；第二，保理人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即可认定善意；第三，债务人参与确认后，不得反悔以虚构为由抗辩。

案例二：某商业保理公司诉张某等保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张某以其对某贸易公司的应收账款向某保理公司申请保理融资，提交了购销合同和发票。保理公司未向债务人核实，也未通过发票查验系统验证发票真伪，直接发放融资款。后查明，购销合同系张某伪造，发票系虚开。保理公司起诉张某和贸易公司，要求贸易公司承担付款责任。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保理公司未履行基本的审查义务，未向债务人核实应收账款真实性，也未验证发票真伪，存在重大过失，不属于善意保理人。贸易公司虽在确认函上盖章，但确认函系张某伪造。因此，贸易公司可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公司，保理公司应自行承担审查不严的后果。

实务启示：本案提示保理人必须切实履行审查义务，形式审查不能流于形式。基本的核查程序（如发票验证、债务人核实）不可或缺，否则可能丧失善意地位。

案例三：某保理公司与某科技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未来应收账款保理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某科技公司与某大型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成为该平台的供应商，合作期限三年，科技公司每月向平台销售产品，次月结算货款。某保理公司与科技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受让科技公司“合作期限内对电商平台的全部应收账款”，保理公司一次性支付融资款。后科技公司经营困难，电商平台以应收账款已转让为由拒绝付款，保理公司起诉电商平台。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本案应收账款基于稳定的合作协议产生，债务人明确，结算方式固定，虽然具体金额不确定，但具有合理可期待性和一定确定性，可以作为保理标的。科技公司已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电商平台，转让对电商平台发生效力，电商平台应向保理公司付款。

案例四：某保理公司诉某制造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未来应收账款无效认定）

基本案情：某保理公司与某制造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受让制造公司“未来三年内全部应收账款”，转让标的未明确债务人、产生基础、金额范围。保理公司支付融资款后，制造公司将主要业务转移至关联企业，应收账款大幅减少。保理公司以应收账款不足为由要求制造公司提前回购，制造公司反诉保理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本案保理合同约定的转让标的不明确，无法确定哪些应收账款属于转让范围，缺乏确定性。且制造公司未来三年的经营状况不确定，应收账款产生与否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该保理合同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

实务启示：未来应收账款保理必须确保标的的确定性，笼统约定“全部应收账款”存在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保理人应要求债权人提供应收账款产生的基础合同、历史交易记录，合理预测未来应收账款规模。

案例五：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某银行诉某贸易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案——多重保理权利冲突）

基本案情：A公司将同一应收账款先后转让给B银行和C保理公司。B银行于2021年1月5日办理了转让登记，C保理公司于2021年1月10日办理登记。B银行于1月8日向债务人发出转让通知，C保理公司于1月12日发出通知。后A公司违约，B银行和C保理公司均向债务人主张付款。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依据《民法典》第768条，B银行登记在先，应优先于C保理公司取得应收账款。虽然B银行的转让通知先于C保理公司到达债务人，但因B银行已办理登记，无需适用通知优先规则。C保理公司虽然也办理了登记，但登记时间在后，不能对抗在先登记的B银行。

实务启示：本案清晰展示了多重保理清偿顺位的适用规则：登记决定顺位，登记时间决定先后。通知的先后仅在均未登记时发挥作用。因此，保理人应将登记作为首选的权利公示方式。

案例六：某保理公司诉某制造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债务人质量抗辩）

基本案情：A公司向B公司供应设备，货款1000万元，账期6个月。A公司将该应收账款转让给某保理公司，保理公司支付融资款。B公司收到转让通知后，以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拒绝向保理公司付款。保理公司起诉B公司，主张B公司放弃抗辩。裁判要旨：法院查明，B公司在应收账款确认函中承诺“对应收账款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予以确认，并承诺按约定付款”，但未明确放弃质量抗辩权。经鉴定，设备确实存在质量问题，A公司违约在先。

法院认为，B公司未明确放弃基于基础交易的抗辩权，可以质量问题为由抗辩保理公司的付款请求。保理公司应向A公司追索。

实务启示：本案提示保理人，仅要求债务人确认应收账款真实性不足以阻断抗辩权。如需排除债务人的抗辩，应在确认函中明确载明“债务人放弃基于基础交易的全部抗辩权、抵销权”等内容。

案例七：某银行诉某集团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放弃抗辩的效力）

基本案情：某集团公司在应收账款确认函中明确承诺：“我司确认上述应收账款真实、合法、有效，金额准确，付款条件已成就。我司承诺放弃基于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一切抗辩权、抵销权，将严格按照本确认函的金额和期限向贵行付款。”后集团公司以货物存在瑕疵为由拒绝付款。银行起诉，集团公司提出质量抗辩。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集团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中明确放弃抗辩权，该放弃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集团公司应受其承诺约束，不得再以基础交易瑕疵为由抗辩银行。判决集团公司向银行支付应收账款本息。

实务启示：本案确立了放弃抗辩权的效力规则。明确的放弃抗辩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能够有效阻断债务人的抗辩。保理人应将债务人放弃抗辩作为标准操作要求。

案例八：某保理公司诉某实业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名为保理、实为借贷）

基本案情：某保理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签订保理合同，约定受让实业公司对某贸易公司的“未来三年全部应收账款”，融资金额5000万元。保理公司未审查应收账款产生基础，未向债务人核实，未办理转让登记，也未通知债务人。融资发放后，保理公司从未向贸易公司催收，仅按月向实业公司收取“服务费”。后实业公司无力还款，保理公司起诉实业公司及担保人。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本案保理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转让标的不明确，缺乏确定性；保理公司未实际取得应收账款，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也未提供管理、催收等服务；交易实质是保理公司向实业公司提供融资并收取利息。应认定为民间借贷，按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利息。

实务启示：保理人应避免“只融资、不转让、不管理”的操作模式。保理业务的核心是应收账款转让，缺乏这一要素就可能被认定为借贷，失去保理合同的特殊保护。

案例九：某保理公司诉某化工公司保理合同纠纷案（保理人过错导致败诉）

基本案情：某保理公司受让某化工公司对某能源公司的应收账款，但未向能源公司发出转让通知，也未办理登记。后化工公司将同一应收账款转让给另一家保理公司并办理登记。能源公司向登记的保理公司付款。保理公司起诉化工公司和能源公司，要求能源公司付款。

裁判要旨：法院认为，保理公司未办理登记也未通知债务人，其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能源公司向登记的保理公司付款合法有效。保理公司只能向化工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因化工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保理公司自行承担损失。

实务启示：本案警示保理人，转让登记和转让通知是保障权利的关键环节。忽略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权利落空。

案例十：某保理公司风险处置全程解析

基本案情：某保理公司与A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受让A公司对B公司的应收账款2000万元，保理公司支付融资款1600万元。保理合同签订后，保理公司办理了转让登记，取得了B公司放弃抗辩的确认函。风险信号：融资发放后第3个月，保理公司发现A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法定代表人失联，经营停滞。同时，B公司回款出现延迟。处置过程：1.第1周：保理公司立即向A公司发出回购通知，要求提前回购应收账款；向B公司发出催收函，要求立即付款。2.第2周：A公司未回应，B公司以内部审批为由拖延。保理公司聘请律师，准备诉讼材料。3.第3周：保理公司向法院起诉A公司、B公司及担保人，同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A公司银行账户和B公司部分资产。

诉讼中：法院判决B公司向保理公司支付应收账款2000万元，A公司承担回购责任（与B公司不重复执行），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执行阶段：B公司主动履行付款义务，保理公司受偿后解除财产保全。

实务启示：本案展示了风险快速响应、证据充分、诉讼策略得当的重要性。保理人在风险信号出现后迅速启动处置程序，通过诉讼和保全手段有效保障了自身权益。

参考文献：

[1]银保监会发布“商业保理”监管文件（205号文），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保理二十二条》深度解析：22条硬红线如何重塑行业合规边界。

[3]“保理二十二条”解读——商业保理合规重塑与实操建议。

[4]保理合同及其法律实务操作研究——基于《民法典》及司法实践的分析，杨书党。

本文作者：

徐新怡，德恒北京办公室律师助理，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硕士；执业领域：公司证券、建设工程、民事诉讼、刑事领域。

指导合伙人：

王冬梅，德恒北京办公室合伙人；执业领域为公司证券、证券发行、新三板上市、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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